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表明
，
2022年末中国人口总规模为141175万人
，
比2021年减少85万人
，
自然增长率为-0.60‰
。
这意味着
，
中国人口于2021年达到峰值
，
从2022年开始进入了负增长
。
生育率从高到低、人口增长率从正到负、老龄化率从低到高
，
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
，
也是符合预期的
。
然而
，
中国这一人口变化新趋势
，
固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
，
时机上却出乎意料之外
，
值得在认识上予以重视
，
在政策上做出及时应对
。


面对人口负增长
，
既不应掉以轻心
，
也无须谈“负”色变
，
更不必在“乐观”和“悲观”之间选边站队
。
鉴于这个人口新趋势迄今尚未引起社会上的足够重视
，
本文从三个角度着眼
，
对人口负增长问题进行解析
，
澄清一些广为流传却容易误导公众的认识
，
希望能够对形成正确认识、进而做出有效的政策应对有所助益
。


蔡昉

人口负增长 来临早于预期

有人可能会认为
，
既然人口变化趋势是已知的
，
也就没有必要反复提及和过度渲染新出现的这个人口负增长现象
。
问题在于
，
面对一种国情的变化情况
，
终究要从政策上做出适应性的调整
，
才可以做到有备无患
。
更重要的是
，
人口负增长的到来
，
比我们原来预期的时间早了很多
，
以致在认识上和应对措施上还缺乏准备
。


鉴于中国没有定期发布的人口预测数据
，
所以大多数人对人口变化的认知
，
相对于现实来说明显滞后
。
不过
，
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局人口处
，
经常性地根据各国（地区）提供的基础信息
，
对人口趋势进行预测并予发布
。
该机构在2019年的预测
，
仍然显示出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后达到峰值
，
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（即老龄化率）的预测也明显低估
。
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后
，
我们才发现
，
中国人口达峰年份和老龄化程度
，
至少比联合国的预测领先了五年
。


人口峰值、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的提前到来
，
不仅仅是从认知上造成了一次冲击
，
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政策应对上的延滞
。
跨国数据和一些国家的个案都表明
，
在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
，
经济增长速度会在供给侧遭遇冲击；总人口达峰并转入负增长
，
还会在需求侧遭遇冲击；特别是在老龄化率越过14％这个拐点之后
，
消费需求通常趋于转弱
。
因此
，
对于突如其来的人口负增长和更严重老龄化
，
我们需要在认知上补课
，
既认识到这个趋势的必然性
，
也了解所面对情况的严峻性和紧迫性
，
科学冷静地认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
。


增量的挑战和总量的机遇

有人以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仍将保持庞大为依据
，
认为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
，
不会对经济增长施加实质性的干扰
，
因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
。
这个认识视角只有部分的正确性
，
同时却会导致对现实挑战不该有的忽视
。
当我们讨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
，
着眼点在于增量的变化
，
而不在于总量的规模
。
也就是说
，
人口是正增长、零增长还是负增长
，
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不一样
，
足以产生在方向上南辕北辙、在程度上天壤之别的结果
。


首先
，
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
，
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加速
，
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比原来的趋势进一步下降
。
在2011年～2022年
，
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到总人口达峰期间
，
中国15岁～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仍然处在缓冲期
，
年平均减少0.14％
，
随着缓冲期的结束
，
在2022年～2035年期间
，
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年均速度将提高到0.83％
。
这将产生降低潜在增长率的结果
，
包括
：
劳动力短缺
，
造成工资成本提高；新成长劳动力减少
，
减缓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；资本投入快于劳动力投入
，
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；劳动力转移即资源重新配置空间
，
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
。


其次
，
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的老龄化使需求因素——特别是居民消费——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
。
中国人口、经济和消费的增长相互影响、互为因果
，
近年来已经同步减速
。
不仅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低就业率、劳动收入和保障水平制约
，
大龄就业者也由于承担缴纳养老保险、赡养家庭老人和预防性储蓄等负担
，
受到明显的消费抑制
。
在一些城市的调查显示
，
居民在23岁到85岁的这个生命周期
，
年龄每提高一岁
，
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.8％
。


跨国数据显示
，
在老龄化率超过14％这个老龄社会门槛后
，
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趋于降低
。
对中国来说
，
不仅人口负增长将对消费增长造成更大的冲击
，
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.2％
，
标志着成为老龄社会
，
居民消费也进入相对疲弱的轨道
。


最后
，
人口抚养比加快提高
，
削弱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
。
从人口峰值前后各十余年来看
，
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与16岁～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率
，
即老年人口抚养比年均提高速度
，
预计从2010年～2022年期间的3.8％
，
显著增加到2022年～2035年期间的4.5％
。
由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具有的“现收现付”性质
，
即社保缴费和支付在当期同步完成
，
在缴费者和领取者人数日益不对称的条件下
，
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堪忧
。


规模庞大的人口存量仍然是中国的优势所在
，
也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
。
从供给侧来看
，
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
，
但是
，
就业结构调整仍然可以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
。
2021年
，
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23％
，
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
。
设想农业就业比重降低的三种情景
：
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
，
就超过诸如马里、也门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；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
，
则超过诸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；降低2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
，
甚至超过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劳动力总和
。


从需求侧来看
，
庞大人口规模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
。
2021年
，
中国人口在世界占比为17.9％
，
而居民消费总支出仅为世界总额的12.8％
，
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
。
如果缩小这个明显的差距
，
即让中国的消费和人口的全球占比达到相等
，
可以把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增加39.4％
，
这个增量总额甚至大于日本、德国、英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消费支出
。


应对负增长 改革的紧迫性凸显

有人指出
，
人口负增长并不会终结经济增长
，
劳动力质量替代数量、机器（人）替代劳动者、人工智能和ChatGPT提高生产率
，
均是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因素
，
无疑是增长的新动能
。


然而
，
这些积极因素的存在
，
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人口红利的消失趋势掉以轻心
。
经济学家在指出一个新挑战时
，
基本出发点是假设“其他条件不变”
。
也就是说
，
那些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新动能
，
并不因人口负增长而自然而然地被挖掘出来
，
如今需要面对的是
，
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加快开启新动能的紧迫性
。


重视人口负增长这一新情况
，
就是要以此作为更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警钟
，
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在哪里
，
从政策上做出主动回应
。
体制改革、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
，
都是由现实需求而引发和推动的
。
在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遇到更严峻挑战时
，
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加快弱化的条件下
，
对新的体制机制、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需求也愈加强劲
，
改革紧迫性更加突出
，
改革方向也更加清晰
：


从供给侧
，
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
。
我们在预测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
，
预设了两种情景
：
第一种情景是假设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不变
，
由于人口红利消失
，
2021年～2035年期间的GDP年均潜在增长率为4.4％
，
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13％
，
潜在增长率可提高到4.8％
。
在新的人口条件下
，
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着眼于
：
推动新型城镇化
，
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；改善营商环境
，
扩大市场准入
，
让市场主体依靠生产率水平进退存亡、优胜劣汰；稳定制造业比重
，
创造更多的高生产率岗位
，
防止劳动力内卷化
。


从需求侧
，
改善收入分配
，
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
。
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尚有未满足的消费需求、消费受制于后顾之忧
，
同时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
。
因此
，
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、建立健全覆盖全民、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
，
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
，
也有助于挖掘庞大的消费市场
。
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
，
提高农村脱贫人口、进城农民工和老年人的收入水平
，
满足这些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
，
加快将其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
，
可以显著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
。


改革越来越具有红利丰厚、报酬递增
，
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特点
。
从这方面看
，
有一些改革领域特别突出
。
例如
，
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
，
可以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
，
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
，
还可以大幅度提高新市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
。
又如
，
深化教育特别是延伸义务教育年限
，
既有财力基础
，
又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
。
假设公共教育支出保持GDP占比4％
，
到2035年之前
，
公共教育支出可实现年均4.3％的增幅
，
同期义务教育负担率（即4岁～18岁人口与19岁～64岁人口的比率）却以年均2.2％的速度降低
。


（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）

作者
：
蔡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