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.67亿人，卫健委此前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有近1800万老人，背井离乡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，成为“随迁老人”。他们来大城市的理由极其相似，不是帮子女赚钱，就是给子女带娃。这也是一个沉默而庞大的人群，他们依偎在子女身边，人到老年，远离家乡，重新接受一线城市的节奏与洗礼，甚至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。
而工作，成了“老漂”们帮儿女带娃之外，试图融入大城市的最关键一步，他们或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在大城市立足，“不给儿女添压力”，或是想证明自己还能继续发光发热，创造价值，在工作中得到自我认同。但在北上广深，年龄大、没技能的老年父母们，注定要在工作中尝尽苦头，帮父母找工作的儿女们，会如何看待父母的困境？
文 | 钟艺璇
编辑 | 赵磊
运营 | 绘萤
老漂
母亲49岁，北漂5年了。
这是王倩倩的母亲。她的“北漂”母亲已经在北京换了4份工作。2017年，最小的儿子也去了北京，家里除了丈夫以外毫无牵挂，母亲一口气打包行李从山西运城老家出发，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北京。
到了首都，她对三个孩子说，“我想找份工作了”。在此之前，母亲住在农村里，干了一辈子农活，从没上过一天班。王倩倩在家里是大姐，给母亲找工作的活儿自然落到了她头上。
给母亲找个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。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别墅区保姆，王倩倩向老乡打听来的，平时需要负责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但母亲没想到，去了以后，衣服全都要手洗，一个别墅的卫生全由一人负责，她还需要顺带照看雇主家的老人，根本忙不过来。
▲ 图 / 视觉中国
一个月后，母亲辞职了。王倩倩又带她去了商场，一家一家问，招不招人。母亲先后去了杨国福麻辣烫和章鱼小丸子当店员，工资5000元，住在地下室宿舍里，每天忙到凌晨，回去倒头就睡。
在南边的上海，陈怡也在带着母亲找工作，这是陈怡来到上海的第3年。和王倩倩的情况相似，陈怡和弟弟都在上海工作，母亲便也投奔而来。母女俩走过火锅店、小炒店、早餐店，但凡看到有招聘启事，陈怡拉着母亲进门就问，“我妈成吗？”
她给母亲圈定了一个工作范围：母亲不会坐地铁，不能距离自己太远，最好步行或骑车能到；母亲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上海专业的月嫂需要证书，所以服务员、家政相对适合一些；以及母亲年纪大了，不能再熬夜上班。这样圈下来，可选的并不多。
很快，陈怡发现一个问题，母亲的年龄在上海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，来上海之前，爸妈生活在山东老家，春夏秋自己种大蒜，冬天就做临时工，父亲去冷库扛蒜，母亲给厂家包装大蒜。和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已经错过就业黄金期——上海大多数家政和服务员都要求50岁以下。
她同时在网络上给妈妈联系合适岗位，看了一个保洁和服务员，原先聊得好好的，陈怡刚把母亲的年龄信息发过去，对方就没了下文。网上要求很明确，但母亲就是多了一两岁。
“我当时就准备带我妈在线下试试看，可能还会有些空间。”陈怡转头看了母亲一眼，虽然52岁，但母亲皮肤不错，看起来还算年轻，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在走进下一家火锅店时，她撒了一个谎，“我妈身份证当时登记错了，她真实年龄只有48岁”。
事实上，陈怡发现，真正找工作的时候，并没有人会在意这一两岁的偏差。“见面和网络不一样，当面找工作，对方更关注我妈妈的整体状态。”陈怡的母亲就这样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，火锅店服务员。
在大城市，初来乍到的父母们没有门路，大多只能依靠子女给找工作，或者自己挨门挨户地问，小区物业、写字楼、商场门店，碰到个差不多的就先试试，但总逃不出保安、保洁、服务员这些范畴。相对来说，拥有各类证书、牌照的中老年人，选择的空间就要大很多。
同在上海的李淼就顺利给公公找到了一份家附近的工作，公公以前是来往于天津港和山东的货车司机，大车牌照是公公最大的优势，刚开始，李淼考虑过让公公开校车，但上海不比过去的长途固定路线，公公不熟路，不敢开。
后来他们发现，家附近的建筑垃圾转运站正在招洒水车工人，公公一试就成功了，一个月6000元，三险一金，上午、下午绕着转运站各洒两圈水，工作也轻松，“至少不用和一大批人争抢保安、保洁这些岗位”。
妈妈在地下室住了一个月后，王倩倩总觉得这不是个事儿。她又通过在北京的山西人，打听到一个在京的老乡群，里头有一些山西人当中介，介绍工作机会，确认入职后，才会拿抽成。这些招工信息相当详细，会具体到工作时长、工资待遇以及年龄、性别和身高限制。
在群里，她替母亲找到了一家新的餐厅，也是当服务员，在海淀，包吃包住。最后一天，王倩倩一大早帮母亲来宿舍收拾行李，她才看清这个宿舍的环境，一个不到4平方米的地下室，灰白墙，水泥地，没有窗户，透着一股沉闷的霉味，屋子里只有竖放的一张床，和一张左右摇晃的桌子，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。
走出逼仄的房间，王倩倩往四周看，密密麻麻的小门像无数的孔洞，看不见头。天还早，已经有人陆续从小孔中走出，这些基本上是外来务工的中年人，走廊没有灯光，看不清他们的真实模样，每个人套在工装里，快递员、外卖员、服务员，他们拉开房门，光线立刻从缝隙中涌出，关门，瞬间又复归昏暗。
▲ 王倩倩帮母亲找工作的接单群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“就是来赚钱的”
第一次来大城市，几乎每一位父母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不适应。
陈怡母亲刚上岗时，因为不会用iPad，经常点错菜，被客人骂。从老家来，她并不适应城市餐饮店的规则。
陈怡有时候会把母亲接来自己的出租屋住，有一回，她心情不好，倒豆子一般和母亲说了工作上的烦恼。母亲突然沉默了，抬起头，竟然带着哭腔说，“我今天也被罚款了”。
她才知道，母亲今天有一位客人逃单了。通常情况下，作为服务员，客人买单时，只需要尽到引导职责，前台收银才负责每一位客人的买单工作，但经理从母亲的工资里扣去了客人两百多元的饭钱。陈怡向母亲追问，店里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样，母亲只会哭，一直摇头，言辞含糊。
陈怡也哭了，她忘记自己是怎么下的楼，当天晚上一个人冲到了火锅店里。店里快打烊，只有零星几个服务员在收拾桌椅。她在后台找到了经理，“我们两个的语气都不是很好，我是替我妈委屈，他有一种不想搭理我的感觉”。陈怡要求他们调出了监控，在录像里，她看到，母亲明明已经向客人用手势指引了前台买单的方向。
争论的时候，陈怡的电话没有断过，都是母亲打来的。母亲担心陈怡和老板起冲突，在电话里边哭边大叫，“你快回来吧，快回来吧，咱们不要这个钱了，妈妈再也不说了”。
陈怡最终没有等到经理的道歉，对方只同意不罚款。走回家的路上，陈怡在想，“我的妈妈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”。母亲年轻时脾气暴，一有不顺心，吃饭就摔筷子，她和沉默的丈夫不同，遇到不公平的事，敢红着脸和别人争论，一定要求个公平。但现在，母亲学会了顺从。后来陈怡才知道，经理有时候脾气上来了，经常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指着母亲的鼻子骂。
“你多忍忍，人家气消了，就不会骂你了。我们就是来挣钱的。”母亲告诉陈怡。
今年年初，陈怡的父亲也来了上海。父亲是电焊工，早年和叔伯们去了扬州的一个县城船厂，工作到现在。船厂小，需要等活，忙起来一个月能挣一万多，有时候干脆一两个月没有收入。
父亲是陈怡和母亲一起劝来的，“想着都在上海，一家人能在一块儿了”。起初父亲并不愿意，他对上海一无所知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直到陈怡给他找了一个崇明岛船厂的工作，有稳定的收入，又是他熟悉的工种，父亲同意了。
但一家人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经常见面，在崇明和在扬州，并没有多大区别。父亲整日被困在船厂里，无聊时就看看东海，偶尔会给陈怡发消息，觉得“有些孤单”。白天工作，晚上睡觉，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闷。有一回，陈怡和他通电话，父亲突然向她吐槽起了船厂的网络很差，时有时无，他怀念过去在扬州的日子，也没网，大家不舍得用流量，一群老家人呼啦啦跑到隔壁村子里，蹭wifi刷抖音。“那是第一次他和我说，自己想回家了。”陈怡说。
▲ 节假日时，陈怡妈妈要凌晨才能下班，陈怡和父亲会一起去接她下班。 图 / 受访者提供
唐悦的母亲3年前来北京投靠自己，她的父亲是村支书，母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，每个月收入只有2000元不到，干脆辞职来北京。
她带母亲参加了家政培训班，母亲毕竟是老师出身，有竞争力，一周内就找到了份不错的工作，在通州给一家人做饭接送孩子，加上辅导基础作业，一个月6000元。但很快，职业的不稳定性也显露出来，孩子的妈妈失业了，家庭收入的动荡让这家人重新考虑未来规划。他们最终选择卖房，离开了北京，唐悦妈妈也随之失业。“她和那家人感情特别深，本来想一直陪那个孩子到小学毕业的。”
在一个新城市里，尽管投靠最亲近的子女，父母们依旧不得不面对城乡的差异，要适应那种快节奏、灵活多变的市场，也要面临自我尊严与价值的重新审视。这个过程很难，但每一个中老年父母都清楚，他们不可能再轻易回老家去了。
李淼邻居家的大爷也在找工作，人到60岁，过了进转运站的年纪，只能去附近做保安，经常通宵，眼睛熬得通红。在转运站，60岁是一条红线。李淼还记得，公公和她提起过转运站的一对四川夫妻，负责垃圾分拣，刚到60岁，转运站就给他们下发了清退通知。但夫妻两当作没看见，每天顶着主管微妙的眼神，照常上班。他们的儿子还没结婚，两人加起来一个月能在上海挣一万块，这都是儿子未来的彩礼钱。
“听说过年也不敢回家，生怕人回去了，工作就没了。”李淼说。
▲ 图 / 视觉中国
一切为了孩子
当然，牵绊着父母们无法离开的，还是孩子。在大城市里赚钱，大多是给孩子赚的，来到大城市生活，大多是来照顾孙辈的，能让已经退休的父母们放弃老家安逸的生活，背井离乡来大城市继续发光发热的，只有孩子。
李淼的孩子今年两岁，正是需要人带的时候，公婆两人都从山东老家过来给他们带孩子。像这样的父母，是老漂群体的主力，孩子大了稍微好带一些，父母闲下来的一方就会出去找工作，找点事做，顺带赚钱，减轻大城市生活的压力。
唐悦的母亲也告诉她，同村有一个女人，来北京给女儿带孩子，女儿的公公也来了，“家里已经用不上她，就让她回老家”。但女人自己又想留在北京，不同意回家，干脆在医院找了个保洁工作，一个月3500元。
在中国，大多数父母的职责随着子女的需求而变迁，这种需求甚至直接决定了父母将处在哪种社会角色上。王倩倩家一共三姐弟，过去父亲开长途，母亲就在运城老家种苹果，孩子一开学，苹果就不种了，得接送孩子，孩子放假了，又回去操起农活。如此生活数十年，直到小儿子走向社会，“她才彻底解放”。
“解放”了并不代表可以停下来歇歇。在母亲心里，一直还挂念着儿子以后的问题，需要继续赚钱。母亲就在县城里找了几份工作，但老家根本无法为中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薪资。王倩倩的妈妈卖过衣服、给别人打过小工，还在一个化工厂上过一阵子班，夏天厂里比外头还热，化学材料隐隐透着股刺鼻的味儿，三个月合同一到期，母亲吓得立刻就走。
▲ 王倩倩母亲在饭店工作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唐悦母亲起初也在县城里的工厂找过一份出纳工作，早出晚归，一个月3000元。李淼公公没来上海前，在老家做过环卫工人，凌晨三四点就得起来，一个月只有4000元不到。“其实父母过去付出了很高的劳动成本，回报却很低。”陈怡庆幸自己带父母来上海，他们在山东老家种蒜种棉花，种出他们的学费已经艰难，一辈子也没存到钱。
如今在一线城市，他们的收入上涨不少甚至翻番。来北京几年，王倩倩母亲已经盘算着给儿子在县城买房了。
唐悦母亲失业后，不到一周，又找到一份工作，同样是住家保姆以及辅导小孩，一个月工资涨到了8000元。母亲欣喜若狂，没想到自己在北京“是有价值的”，但唐悦知道，真正让她开心的，是自己还能给小儿子多存些钱。
她的弟弟即将结婚，按照安徽老家的规矩，男方需要买房，或是出个买房的大头数，再加上十几万的彩礼，母亲过去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看。如今房子倒是买了，家里存款也空了。尽管母亲对唐悦说，“你弟弟房子买了，我现在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养老钱”，但唐悦偶然一次听到，母亲小声打电话向安徽的亲戚打听，“装修一般得花多少？”
陈怡也发现，最近休息的时候，妈妈总是给她带一家附近早餐店的卷饼，她觉得奇怪。母亲在火锅店的工作下班晚，多数时间住在宿舍里，两人平时也见不着。“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又开始支支吾吾。”
一个周末，陈怡起了个大早，顺着周边早餐店找过去，果然在一家店里看见了母亲，她正在包子蒸笼的氤氲里忙得不可开交。她一问差点崩溃，这么久以来，母亲晚上在火锅店忙到凌晨一两点，早上就背着陈怡，偷偷起来在早餐店打下手。这种两份工的日子，母亲已经持续了两个月。
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陈怡不想承认的事实：“为了给弟弟多攒一些钱。”
这是父母无法抛却的天职，人到中年，儿女长大，新的压力又扣上一环，他们又该为下一代的成家与血脉繁衍而操劳。父母的情绪甚至传导给了唐悦，她早已成家，又在互联网公司工作，经济条件还算宽裕，不忍看父母操心，弟弟买房前，她一咬牙，一口气转了十几万过去。而陈怡能做的，是帮母亲辞了早餐店的工作，以及自己下班后，去火锅店帮母亲收拾桌椅，再拖个地。
只有极少数父母，会因为追求自身的价值而来到大城市。
何夕婉准备给55岁的母亲在深圳找个工作，来之前，她劝过母亲好多回，“别来了，在家养老多好”。但母亲并不愿意。她大专毕业，选拔分配到了何夕婉父亲所在的炮弹厂，在这里成家生子。炮弹厂是个封闭的小社会，这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子承父业，家庭和工作以及社会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。只有何夕婉的母亲是个异类，她没有任何背景，也无法融入这里的内部规则与风气，更没办法和丈夫的发小朋友们待在一起——他们没有任何的共同话题。
在何夕婉的记忆里，母亲不爱出门，下了班就回家，对她的态度也不同于其他家长，她鼓励何夕婉自由成长。直到5年前，母亲在炮弹厂提前退休，她自己又在家门口找了个高校后勤老师的工作，统管所有宿管人员。有一天，何夕婉和母亲走在校园里，那些大姐看到她，一个劲打招呼，“老师你来啦”，母亲就笑眯眯地点点头。
何夕婉当时才反应过来，母亲也需要自己的朋友和一个舒适的圈子。今年10月，母亲从高校后勤岗位上退休，她明明可以吃穿不愁，又总是闲不住，立刻打电话告诉何夕婉，“我要去深圳找你啦，不待厂里了，快帮我问问有没有保洁和家政可以做”。
但何夕婉妈妈的存在终究是少数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多数中老年父母就像浮萍，漂浮在孩子的人生之上，水流一旦有波动，就任由自己随意转换方向。王倩倩的老姑和母亲曾在同一个饭店工作，老姑当了好几年洗碗工，补贴家用。老姑的儿子，今年给她生了个孙女，结果她只能回家，兜兜转转，一切又拉回了“带孩子”的原点上。
“回家了，现在可后悔了，说家里根本找不到这么挣钱的工作。”
▲ 图 / 视觉中国
离开的与留下的
王倩倩的父亲去年也来了北京。他55岁，过去是个卡车司机，常年往返于山西和福建，疫情导致客户和生意大减，父亲在老家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母亲一通电话，把父亲叫来，王倩倩又开始前前后后给父亲张罗工作。
但北京就业市场里，中年男性显然没有女性占优势，工作多数为体力活，留给父亲的选择并不多。父亲最初在一家银行里干保安，负责看监控，朝九晚五，4000元一个月，因为请假回家和经理闹得不愉快，被辞退了。后来王倩倩给他找了高铁上水工的活儿，高铁一停，父亲需要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，给高铁车厢加热水，时间一长，父亲总爱听别人的议论，听说高铁上水工，冬冷夏热，每天吃的也是青菜豆腐，就不肯再去。
▲ 男性大多能找的活都是保安、巡逻类体力活。 图 / 受访者提供
后来听说一家餐厅招传菜工，父亲又去干杂活，结果除了传菜，洗碗拖地、后厨点菜都得干，父亲不想跑动，没干几天又走了。
母亲总对父亲说一句话：“怎么别人都干的下去，就你干不下去？”
两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。在过去，王倩倩父母的地位关系是典型的男主外、女主内，父亲开完长途车一回家，躺下什么都不用干，一切由母亲操心。在北京找工作不顺利后，父亲开始对工资特别敏感，他会私底下问王倩倩，“这个工作，有你妈（工资）高不？”
王倩倩倒是理解他，父亲跑车一辈子，早就过惯了没有拘束的生活。“或许我爸只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。”她想到老家的叔叔，去了很多城市找活，工地、工厂，都不适应，只有一个护工的工作，他一直做了下去。“他就喜欢那种坐在那儿，看个人，啥也不用干的。”
现在父亲回了运城老家，“他在北京根本待不住”。走之前，他叹了口气，“来一趟，啥都没干成就回去了”。
在上海，李淼的公婆来后，家里多了许多矛盾。公婆看不惯李淼夫妻点外卖，唠叨挂在嘴边，夫妻俩只能躲着吃。公婆本来就睡得早，加上公公第二天一早要工作，8点就早早上床休息。但李淼和丈夫时常加班，孩子精力又旺盛，10点多还在家里跑来跑去，时不时敲开公婆的门。“老人家也没办法”，李淼能看出他们在极力忍着困意，下床陪着孩子玩。
来了城市，父母不再是自己，而是孩子的爷爷奶奶。婆婆腿脚不好，公公下班后，担负起了带孩子下楼玩的职责，他很少有朋友，眼睛也从不敢离开孩子。但他极少和李淼夫妇说起这些，直到今年夏天，上海天热，婆婆带孩子回老家住，公公下了班后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直发呆。
李淼试探地问了一句，“不然爸爸您也回家住几天吧？”公公眼睛瞬间就亮了，又马上低下头，这份工作没有节假日，他回家几天，就意味着扣几天的工资。李淼看着心疼，告诉他：“不用在意这个钱，咱们回家。”
候鸟迁徙，总有想家的那一天。回家几天，公公的状态明显好起来，回上海后，他满嘴还离不开老家的亲戚、朋友和收成，边说边比划，眉飞色舞。
来了上海，陈怡觉得，一家人见面时间好像也没有增多，尤其是父母之间，差了几十公里，坐趟公交，来回就得一天。她正在尽力让一家人拧在一起。她帮弟弟学编程，让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孩子顺利留在上海。陈怡买了辆车，开车带着母亲和弟弟去崇明岛，最近父亲告诉她，自己花150元买了辆黄色的自行车——其实是一辆没锁的被盗共享单车，平时能在园区附近骑自行车多走多看。
在陈怡爸妈的那个年代，当工人、农民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，他们是时代的产物，与土地打交道，多数人并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。等到时代迁移的机会到来，他们已经陷在土地里，再也赶不上，逐渐脱轨。而子女们却越飞越远，两代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，少了很多共同话题，现在一家人还能经常待在一起，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。
陈怡还记得第一次开车送父亲去崇明岛上班的那天，当时主管看到这对父女，对陈怡父亲打趣，“哎呀这么大人了，还让女儿送”。沉默寡言的父亲第一次红了脸，扭过头去。那一瞬间，陈怡突然觉得，“我要成为家里的那棵大树了”。
让王倩倩有些安慰的是，母亲倒还算适应北京，她今年得了个优秀员工，饭店给她发了一笔奖金。自己也和饭店的客人越来越熟，有一回，她兴奋地和倩倩说，今天有人叫她的名字了。
那是在北京，第一次除了家人，有人叫她的名字。不是服务员。不是阿姨。更不是喂。
而是，“郝大姐，你好啊！”
▲ 王倩倩母亲工作的包厢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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