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上复旦大学医学院
，
并没让王河（化名）开心
。


学临床医学的王河是上海本地人
，
今年考研二战成绩不理想
，
正等待调剂或转行
。


咖啡馆里
，
他拿着一根还未拆封的吸管比划
：
临床医学是一条封闭而漫长的道路
，
每一步都按部就班——读完五年本科考研
，
考完研考博
，
考完博“规培”（注
：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简称）
，
最后进医院当医生
。


“这是一座独木桥”
，
他说
，
“谁都能看到终点
，
但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终点
。
”

在疫情掀起千层浪的动荡年代
，
各行各业兴衰交替
，
唯独医生这份职业看起来依旧稳固、体面
，
是人们眼中除了考公外的“铁饭碗”
。


而疫情放开后的2023年
，
90多万医学生面临的就业竞争比往年更加残酷
。
医直聘联合创始人练军良告诉八点健闻
，
今年很多效益一般的医院的在职医师开始蠢蠢欲动
，
想去好城市的大医院
，
跟应届毕业生抢工作
，
导致学历内卷和科研内卷越来越严重
。


众人过窄桥
，
学历通胀
，
医院门槛水涨船高
。
复旦大学医学院临床专业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就被老师告知
，
每届200人的学生里
，
最后只有约70人能成为医生
。


考研和考博
，
是筛选掉这些独木桥上的医学生的两个节点
。


而和王河一样的985医学生
，
起步已超过了半数独木桥上的人
。
他们更不愿意 “向下兼容”
，
离开北上广
，
到县城做基层医生
。
越精英
，
掉队后的失落感越强
。
在一些985医学生的观念里
，
要是沦落到去社区卫生院
，
就是“对不起学校”
。


困在学历里的医学生们
，
早已过了“有好多奢望”的二十一岁
，
成了《黄金时代》里“挨了锤的牛
。
”

越来越窄化的世界观、越来越受限的选择中
，
有人在独木桥上死磕
，
挣扎几次
，
成功“上岸”；而有的人在一次次的碰壁后心灰意冷
，
选择出国、转行或考公
。
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考公务员
，
在当下也并非新鲜事
。


临床本科生走进“考研时代”

王河没有料到自己会跌落独木桥
。


2020年
，
无缘保研的他在上海的医院里找不到工作
，
决定报考本校研究生——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
。


就算是顶尖医学院校毕业
，
以王河的本科学历
，
在上海仍然连社区中心的规培都进不去——三甲医院只收顶尖博士
，
社区中心只收硕士
，
这是上海医学生们心知肚明的共识
。


那段时间正值医学生的实习期
，
王河每天在医院里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5点
，
下班才有空回家学习到深夜
。
最晚的一次
，
带教老师在临下班前突然要做一台解决下巴囊肿的手术
，
需要王河留下来
，
帮忙打下手
，
手术持续到10点
。
王河半夜从医院回家
，
又打开台灯
，
开始复习考研
。


王河非常不情愿
。
打杂性质的医院实习
，
相较于积攒“临床经验”
，
不如说更像是在“浪费时间”
。
比起穿上白大褂上手术台
，
考研才是近在眼前的火拼前线
。
他们似乎宁愿拿这些时间多做几套题
，
多看几页考研的教科书
。


雪上加霜的是
，
研究生录取分数线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上涨的脚步
。
河北某医院的年轻医生李新
，
2017年以340多分的成绩顺利被北京协和医学院专硕录取
。
如今
，
他惊讶地发现
，
一位师妹考了370多
，
竟然只是“压线”拿到了学校的复试资格
。


而王河考研的2021年
，
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分数线是370多分
，
且一反常态地划了一条220分的超高“单科线”
，
比以往高了近20分
。
“就算考过学校线
，
单科过不了单科线
，
照样没书读”
，
王河说
。


不出意外地
，
王河考研失败
。
他当即决定“二战”——作为上海人
，
王河觉得自己反而更没有退路
：
“外地同学说不定还能回家
，
边规培边考研
。
但二十年土生土长在上海
，
必须留下来
，
没有别的出路
。
”

“反正做医生的周期已经够长了
，
再多一年又算什么？”抱着这样的想法
，
王河开始“二战”
。
为求稳
，
这次他调整了目标
。
对精神科感兴趣的他
，
报考了另一所985大学的精神科
。


但王河的二战
，
注定是一场更为艰难的挣扎
。


在李新考研的2017年
，
考研人数才刚刚突破200万
。
而五年后的2022年
，
轮到王河考研时
，
考研人数飙升至457万
，
是当年的2倍多
。
过去6年间
，
我国每年的考研人数增长都在30万以上
，
去年最为离谱——相较于2021年
，
2022年的考研人数增长了80万人
。


王河没有详细说二战的情况
，
只说考得不好
，
看调剂
。
“调剂不上
，
也许会和我爸一样
，
转行卖保险
。
”王河苦笑
。
他还是会有些失望
，
做医生很有安全感
，
每个阶段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
。
他不想像别人一样
，
拿着一张本科文凭
，
就直接跳进求职的大海
。


王河一些外地同学们
，
有的会选择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里
，
找个医院规培
，
结束后直接就业
，
或者边规培
，
边二战
，
甚至三战
。


但现在
，
给学生们的第二次机会正在慢慢消失
，
规培的大门也在慢慢关闭——有消息称
，
河南和湖北今年不允许非应届毕业生参加规培
。
也就是说
，
如果边规培边考研
，
考专硕的机会只有三次
。
而那些全脱产准备二战考研的学生
，
将直接无法报考专硕
。
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内部人士委婉地告诉八点健闻
，
受疫情影响
，
这两三年就业率都不好
。
“上海教委跟在屁股后面要我们提高就业率
。
”他最后表示
，
2023届可能也没有好的结果
。


根据2020年7月8日发布的《丁香人才2020应届生就业流向报告》
，
文章发表时
，
超6成毕业生还处于找工作的状态
，
仅有23%的应届生已经签约就业；谈到疫情对找工作的影响
，
34%的人表示单位招聘信息延迟或取消
，
27%的人认为是线下招聘会延后或取消
，
另有17%的人
，
由于封控而错失了笔试或面试机会
。


卷到底的学历
，
卷不完的科研

考上研究生的幸运者
，
并非万事大吉
。


医学生职业道路的独木桥上有两个“筛选”点
：
一次在考研
，
另一次在考博
。
每个节点
，
独木桥上都会“掉下去”一批人
。


2023年年初
，
上海某顶级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温雅意识到自己今年考不上博了
。


往前推半年
，
她还在毕业论文中挣扎
。
2022年10月
，
她开始投论文
，
同时准备博士申请材料
。


她采取的是“广撒网”策略
。
投遍上海、北京、杭州的医学院校
，
她唯独没有投本校——因为打听一圈后发现“没戏”
。
本校大多数博导都有自己的研究生
，
而这些研究生也大多有读博意愿
。
这种情况下
，
博导都会优先招收自己带的硕士
，
温雅基本不可能硬挤到别人的“师门”下
。
“就算投了
，
也大概率会成为炮灰
。
”

真正开始申请博士
，
她切身感受到了“卷”
，
“每个人手上都有十几篇文章”
。
而科研能力是博士申请评价体系中的大头
，
占比足足60%
，
包括文章数量、文章所在分区、影响因子、是否是一作
，
等等
。


靠着包括十几篇一区顶刊论文在内的丰硕科研成果
，
即将进入国内顶级医院的某985高校博士宋超
，
成为了所有受访者中在独木桥上走得最远的人
。
作为科研领域的“老油条”
，
他也观察到了近些年医学生科研的愈发内卷
。


“时代早就不同了
。
”他斩钉截铁地说
。
据他观察
，
十年前
，
有一篇影响因子为十分的论文就能留在上海顶级医院
，
但现在还要再追加一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；从前本科生不需要做科研
，
跟着学习就行
，
现在连本科生都需要原创性成果
，
“不然不可能进顶级单位
。
”

科研内卷
，
学历贬值——独木桥上的“拦路虎”正愈发强大
，
走下去变得愈发困难
。


读研三年
，
温雅只发了一篇论文
。
这其中有课题组的因素
，
也有疫情耽误半年实验的因素
。
毕业时
，
看着自己唯一的成果
，
她感到难过
，
因为“一切靠自己摸索
，
读研读得其实蛮辛苦”
。


但一切已成定局
，
能做的只有向前看
。
在得知所有博士申请落空后
，
她立马调转船头
，
开始找工作
。


和其他人相比
，
温雅是幸运的
。
在上海解封前后的几个月内
，
她所在学校举办了多场互选会
，
帮助学生就业
，
温雅最终成功进入了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检验科
。
作为最基层的小医生
，
她要出门诊、值夜班；下班回家后
，
还会在晚上七点半准时坐在电脑前
，
开始“打第二份工”——写标书
，
申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
。


因为她依然想读博
，
想做研究
，
“相比门诊窗口
，
我更喜欢实验室”
。
她希望能在工作中积累一些成果
，
几年后继续申请博士
。
在她身边
，
如此曲线救国的人不在少数
。


但这个过程同样艰难
。
作为年轻医生
，
她没有资金
，
没有数据
，
只能靠硕士期间的研究中剩下的一点问题申请项目和经费
。


“掉队的人”
，
另寻他路

相比于执着考博的温雅
，
上海某顶级医学院在读学硕刘可的脚步慢了下来
。
看着漫漫前路
，
他感到疲惫
。


和王河不同的是
，
刘可并不喜欢医学生这种一眼望得到头的感觉——虽然在之前的七年中
，
他没想这么多
，
“顺顺利利地总能当个副主任
。
”靠着多年读书的惯性
，
他读完5年本科
，
本着继续读博的想法考取上海顶级医学院的学硕
，
如果一切顺利
，
他会继续走下去
。


但如今的他卷不动了
。
“一想到后面还有主治、副主任、主任……要卷这么多年
，
我着实有点乏了
。
”说这话时
，
刘可刚办完复学手续
。
去年4月左右
，
他患上了抑郁症
，
只能休学回家休养
。


他为申博而“揽下”的大课题
，
进度完全被打乱
。
记不清多少次
，
刘可因被封控而错过了回收标本的期限
，
甚至“一停就是半年”
，
只能反复重做
。
这使他没能完成原本有信心在两年内完成的课题
。


刘可撑不下去了
。


刚进医院做科研时
，
刘可对周围的一切好奇又兴奋
，
做什么都很有动力
，
“感觉对自己的期望更高了”
。
那年
，
他所在科室的独立研究所刚落成
，
“很大
，
估计有两三百个平方”
。
看着越来越多的设备和器械逐渐把空旷的实验室填得满满当当
，
他觉得很有“成就感”
，
像是受到了嘉奖一般
。


他能见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病人
，
与导师一起研究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
，
偶尔还能跟以前的同学吹牛
，
“我碰到的这些病人
，
他们见都没见过
。
”

留在上海
，
是他休学之前的想法
。


现在
，
刘可累了
。
曾经
，
觉得毕业不做医生对不起这八年的努力
，
但如今
，
听得多了、看得多了
，
他慢慢发现好像去企业工作也挺不错
。
“企业也招医学生
，
人家都去了
，
我去也很正常
。
”

同时
，
刘可发现
，
疫情期间医院收入堪忧
，
一些科室不怎么看病人
，
甚至都发不出工资
。
“我们科的工资没受太多影响
，
但一些科主任自己疫情期间的奖金也就一两千块
，
真的发不出钱来
。
”

因为疫情而改变人生轨迹的医学生们
，
不止刘可一人
。
这场瘟疫在彻底打乱人们生活节奏的同时
，
也让许多医学生意识到
，
原来眼前不止一种选择
。


也许走上岔路也是可以的？也许不卷学历、不卷科研也是能接受的？“跌落”独木桥的人
，
真的是所谓的“掉队”吗？除了考试之外
，
真的只有永远无法“上岸”的求职汪洋吗？

除了回二线城市“躺平”
，
越来越多的985医学生们也将目光放在了考公上
。


即将毕业于上海某医学院的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陆鸣（化名）发现
，
曾经的学长学姐里
，
很少听到有去考公的
，
“偶尔有一两个”
。
但去年
，
至少他知道的想要考公的同学
，
就有两三个
。
“从去年的情况来看
，
我感觉身边读完八年制博士出来不做医生的人
，
是比以前要多的
，
”他说
。


刘可也考虑出国
。
在国外的大部分国家
，
他虽然不能继续学医
，
但可以读一些生命科学类的学科
，
比如生物或公共卫生
。
在国外读博
，
刘可不仅能争取全额奖学金
，
还能赚一笔工资
。


上海某985大学医学院的小缪也走上了出国的路
。
读了五年临床医学本科
，
他发现自己完全适应不了医院的工作节奏和体系
。
加之保研无望、考研失败
，
小缪决定放下这掂了五年的重担
，
出国读商科
。


在他一战失败
，
被迫休息的一年里
，
小缪申请到了两所院校的商科和健康管理交叉项目
，
还获得了学校提供的20%学费减免
。


“我对成功的定义很狭隘
，
就是赚到钱
。
”小缪说
。
“但我知道
，
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没办法真正经济独立的
，
所以我想转行了
。
”

张雨箫、张晓艺｜撰稿

史晨瑾丨责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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